凤阳要闻

对话“改革四君子”之翁永曦:改革源于不得不

发布时间:2019-01-09 12:37阅读次数:

  12月26日,被誉为“改革四君子”之一的翁永曦接受搜狐智库的访谈,他向搜狐智库回忆了其亲身参与经济改革的经历。在下乡插队后,翁永曦才逐渐意识到农村问题的严重性,这使包括翁永曦在内的那代年轻人开始思考如何摆脱贫困,实现现代化的问题。

  返城之后,通过一次偶然的机会,翁永曦被调入国家农委政策研究室工作,此后又被破格提拔为中央农研室副主任,成为当时最年轻的副部长。

  对于农村改革是如何逐步开始的问题,翁永曦强调,改革初期的思想“紧箍咒”很紧,农村改革的标志性实践,即家庭经营承包责任制是在争议中进行的。“当时的主导思想就是,组织起来集体发展是社会主义道路,一家一户单干是资本主义道路,”翁永曦说,“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因为朝野都穷了,怕了,也烦了,老路走不通了,活不下去才改革。”

  因此,翁永曦说,改革过程中存在各种各样的失误是正常现象,但他同时强调,改革一定要把握方向,尊重常识。“环顾四周,无论在方向上还是在常识上,这四十年来,我们走的弯路和教训比比皆是。”

  最后,翁永曦强调,当前深化改革的含义与改革开放初期的改革含义完全不同。“四十年前中国的改革是因为活不下去才改,今天的中国要改革,是因为进入了世界经济体系,必须按照世界经济体系的规则办。这个挑战很大,难度也很大。面对这样的情况,应该要有新的治理思维和治理方式。”

  翁永曦:到农村插队后,看到农村的真实状况,感到有巨大的落差,会生发出一种强烈的改变和变革要求。我是1968年到农村去插队的,当时农村很穷,农民很苦。一个落后的农业国,能否成为一个事实意义上的富国强国?如何去改变这个现状?很多下乡的年轻人都在思考这个问题。

  搜狐智库:杜润生先生被誉为“中国农村改革之父”,对你的影响极大。你能回忆一下与杜老的相识过程吗?

  翁永曦:1979年,我被分配到《农民报》工作。一次偶然的机会,社长苗培时让我把第二天《农民报》的社论送到国家农委,请当时分管政策的副主任杜润生预先审查一下,以便第二天见报。我送去时,杜老正在伏案写东西,抬头看我,说没见过你啊。我说我是新分配到报社的。他问我原来在哪儿工作?我说原来在农村插队。他把笔放下,问我,多长时间?我说前后十个年头。他说时间不短,你有什么想法?我说农民太苦,农村太穷,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太大,国家农业政策应该建立在务农有利可图的基础上。

  他说,这算一条,有第二条没有?我说有。我说我从小受到的教育是“大河有水小河满”,到了农村才知道,无论是经济界还是自然界,从来都是“小河有水大河满”。他看了我一眼说,你把社论放下,我看完以后派人送回去。一个礼拜以后,我接到国家农业委员会办公厅的调令,把我调到国家农业委员会政策研究室工作。

  搜狐智库:1980年时,你有一篇关于“百年复兴”的文章,当时就被总理约见了,你当时关于国民经济的主张是怎么样的?

  翁永曦:总理很平易近人,坐下来开门见山第一句话就问,我看到你在内蒙跟记者的谈话,里边谈到中国对外政策有个禁区,但是没有展开,你的意思是什么?我们就这个线点。我说,后国民经济千疮百孔,政府兜里没钱,钱到哪去了?钱用到备战上去了。因为当时要准备打仗,主要是北面跟苏联打,南面跟美国打。我重点分析为什么跟苏联打不起来,跟美国也打不起来,今后20年,甚至更长的时间内不会打大仗。如果这个判断能站住脚的话,那中国现在应该大幅度地裁减军费,把有限的资金资源用到国民经济建设上。

  搜狐智库:你到安徽凤阳县任第二,为农民做了许多工作,后来这也成为电视剧《新星》的原型。你在凤阳时都做了哪些农村改革的工作?

  翁永曦:凤阳由于搞生产责任制,农民积极性很高,粮食增产丰收。当时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卖粮难的问题。过去凤阳一直吃国家的返销粮,粮库很小,谁也没想到实行生产责任制使得农业增产的幅度这么大。

  突出的问题是,农村劳动生产率提高以后,这点儿地不够种,农村劳动力富裕出来,允不允许他们从事农业以外的劳动?从事多种经营?允不允许除了交够国家征购粮以外,农民把自己的农产品自由买卖?允不允许农民把自己的农副产品长途贩运?因为这在当时算是投机倒把行为。允不允许农民雇工?允不允许农民拥有农业以外的从事农副产品加工的生产资料?简单来说,农村改革的核心是“松绑”,把过去捆住农民手脚的政策放开,把束缚农民积极性的政策废除掉。

  我做的第二件事情是为凤阳办了一所农校。因为在我看来,农村未来的发展要靠新农民,要靠大批有知识的农村基层干部。凤阳有一些高中毕业生没考上大学,我就跟县里领导商量办农校,学制两年,重点是培养“学得起、用得上、留得住”的农村基层干部、农村技术员、乡村干部。我在凤阳县工作了一年半左右,后来就调到嘉山了。

  搜狐智库:直到1982年元旦,第一个中央一号文件宣布,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,才结束了三十多年的大争论。但包产到户的民间实践实际在六十年代就已经出现了,为何争论的时间持续这么长?

  翁永曦:1949年建国后,我们决定走社会主义道路,但怎么走?世界上只有苏联干过,只能学苏联。苏联农村搞集体农庄,中国就把分散的农民组织起来,走合作化道路,由初级社到高级社,再到人民公社。

  当时的主导思想就是,组织起来集体发展是社会主义道路,一家一户单干是资本主义道路,甚至到1978年,我们今天认为是中国改革开放起点的十一届三中全会,其决议上还仍然明文规定,不允许农村搞包产到户。

 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因为朝野都穷了,怕了,也烦了,老路走不通了,活不下去才改革。活得下去,活得好,谁想改?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不允许包产到户的,但农民私下里在搞包产到户,万里在安徽也支持农民搞包产到户。

  1980年,万里有一次约我到家里谈话。我很好奇地问万里同志:1978年中央派你到安徽任省委,当时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明确规定不允许包产到户,你怎么就敢支持凤阳县农民搞包产到户?万里说,“小翁,我宁可要让农民吃饱肚子的资本主义,也不要饿死人的社会主义。”当时我听了以后觉得非常震撼。

  搜狐智库:农研室在中央各部委中是屈居最末的角色,但是它在研究方面又有“三允许”,在整个八十年代的政策决策中,农研室的特殊性都体现在哪些方面?

  翁永曦:它的特殊性在于杜润生,杜润生是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的灵魂。农村政策研究室搞得风生水起,原因就是因为有个杜润生。

  所谓的“三允许”指的是,允许研究课题跟中央规定的重点不一致;允许研究结论和中央的意见不一致;允许研究成果不被中央采纳后可以保留意见。严格讲,“三允许”是杜老在政策研究领域的创新。一个政策研究机构,很重要是应该鼓励反方向的推敲。任何一个政策有利也有弊,不是说一项政策实行起来完全没有任何问题,要使一项政策尽可能地减少局限性片面性,增加可操作性,一定要从各方面去推敲,尤其要鼓励反方向推敲。

  反方向就是从反面提出意见,这样做不行,那样做不行。充分听取这些意见以后,可以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减少误区、减少局限性、减少片面性。这是政策研究领域特殊的做法,但是很地道,很见成效。

  搜狐智库:12月23日,《土地管理法、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修正案草案》删去了现行《土地管理法》关于非农建设用地使用土地的,必须使用国有土地或征为国有的原集体土地的规定。你认为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?

  翁永曦:这还真是一件好事,农村集体通常会有自己的一块经营性用地,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进入土地市场交易,第一可以平抑地价。现在地价太高,地价高导致房价高,房价高导致工资高物价高。北京饭馆一盘菜,放到县城去,大概只有四分之一的价格。贵在哪里?贵在地价上,地价决定房价,房价决定工资、物价。

  第二,这能增加农民的资产性收入。第三,村里有许多公益性建设要做,手里没有米,叫鸡也不来。所以农村集体经营土地进入市场,能增加村集体的资产收入,也有助于农村的建设。

  搜狐智库:你在《八十年代改革对当下中国的启示》一文中指出,八十年代的改革是有失误的。改革不在于我们想要干什么,而在于我们只能干什么。具体而言,改革过程当中存在哪些失误?走了哪些弯路?

  翁永曦:中国搞改革是因为沿老路混不下去了,所以才要换一个方向,走一条新路。但新路在哪里?说“摸着石头过河”,这是真话,连他都不清楚,不要说当时我们这些年轻人了。

  所以,在摸索新方向,探索新道路的过程中,出现失误是很正常的。我讲的总结教训,不是指具体哪个方面做得妥当不妥当,而是强调,第一,方向。方向把握错了,成本高昂,代价惨重。第二,常识。在许多问题上,我们都没有能够守住最基本的常识,付出了不必要的代价。

  比如说,在市场经济中,政府能不能“下场踢球”?政府究竟是裁判还是运动员?如果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,那球就没法踢了,谁也踢不过你。在这方面我们恐怕做得还很不够。这都属于最基本的常识。环顾四周,无论在方向上还是在常识上,这四十年来,我们走的弯路和教训比比皆是,这都不需要用什么高深的道理来分析。

  翁永曦:和四十年前相比,今天的中国首先是个开放的中国,和四十年前封闭的中国不一样;第二,四十年前,人都是单位人,农民是归生产队管的,城里人不是归工厂,就是归街道、机关管。今天的人是自由的,劳动力是在流动的;第三,今天中国的经济、民营经济、个体经济、外资大概占就业和税收的比重都超过80%。

  面对这样一个现实的中国,恐怕应该要有新的治理思维和治理方式。四十年前中国的改革是因为活不下去才改,今天的中国要改革,是因为进入了世界经济体系,必须按照世界经济体系的规则办。这个挑战很大,难度也很大。

  还是回到老课题上,方向和常识。自古以来有一句老话叫“得民心者得天下”。其实,得民心者不仅能得天下,还能富天下,也能安天下、强天下,但关键是要把握住方向和常识。

  翁永曦:从本源上讲,改革的初衷就包含着大幅度降低各类成本。我国的制度成本、治理成本太高了,所有的税费赋高都源于这个原因。这条不改,降也降不了多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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